颐和园是中国古代造园史上最后一座皇家园林。
在这座规模浩大的古典园林里，“石”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供人欣赏，更是寄托了我国传统的审美与思想情怀。
园中有一块平平无奇的大石头，乾隆却视为奇珍异宝。
太后说它“破门而入”，更有灭顶之灾。
乾隆不顾众人反对，花重金将它运回。
这块引人非议的石头，就是颐和园乐寿堂的青芝岫。
中国人讲究玄关风水，“败家石”坐落在颐和园乐寿堂的前厅里，巨大的石头仿佛一块天然的屏风，遮挡着门口的“煞气”。
这块石头通体呈灰白色，全身因滴水石穿而显得“千疮百孔”，常人眼光实在是欣赏不来。
一块平平无奇的大石头，如何能有“败家”的玄学说法？
题字、写诗，为何乾隆对它“情有独钟”？
有一次，乾隆回宫路过良乡时，发现了这块造型奇特的巨石。
大臣眼里，这只是一块极其普通的石头，可不知道为何乾隆对它“一见钟情”。
他喊来刘墉盘问石头的“身世”。
原来，这块石头本是明朝米万钟斥巨资购入的心爱之物，只因运输中家道中落，后人便“甩锅”给这块石头。
后人认为这块石头是不祥之物，只要买下它的人就会迎来厄运，家破人亡。
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玄学”了，可古人十分迷信。
随行大臣得知巨石的“身世”后，纷纷表示此地不宜久留，尽快远离这块厄运之石。
乾隆陷入沉思，自己实在喜欢这块石头，只可惜大臣们不同意。
刘墉很是了解乾隆的脾气和心性，看出了他的欲言又止。
“皇上，微臣认为是这块巨石有灵性，一般人家‘压不住’它呀，它才‘坐着’不愿意走了 ”，刘墉谄媚地说。
乾隆笑而不语。
刘墉见“台阶”还不够，便继续说：
“微臣认为，不是巨石有厄运，而是他在挑选拥有他的人。小小的明朝米家如何跟我大清国运相提并论？它一定是等着入皇家园林呢！ ”
乾隆听了哈哈大笑，高兴地说：“好！‘请’石回京！ ”
有时候，领导并不是喜欢下属“各抒胸臆”，只不过想通过他人的嘴讲自己的想法罢了。
随后，乾隆便下令举办了一个“请石”仪式。
文武百官纷纷落马下轿，对着“败家石”参拜焚香，场面实在是有些滑稽。
乾隆回宫后，将巨石的故事讲给太后，并表示“献宝”将石头安放在太后的乐寿堂。
太后立马不高兴了，她老人家本就听说了此石臭名昭著，有“败家”的名号。
皇帝将如此不祥之石送给自己，不知道安的什么心！
何况此石巨大，长8米、宽2米、高4米，重二十余吨，要想抬进乐寿堂的大门，还得把门拆了。
“岂有破门之理！既败米家，这块石头来者不善！趁早扔了！ ”
被太后严厉地批评后，乾隆又找来“马屁精”刘墉。
皇帝一筹莫展，刘墉开动脑筋。
“皇上，您看这块石头上窄下宽，通体青白，像不像块灵芝？ ”
刘墉立马想出了“馊点子”。
皇上思考着说：“嗯，有些相似。 ”
“灵芝象征吉祥如意，富贵长寿，跟太后的‘乐寿堂’简直是天生一对啊！ ”
乾隆高兴地去跟太后“学舌”，可笑的是太后竟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便同意将“败家石”安放在乐寿堂的庭院玄关处了。
乾隆只要得到心爱之物，便一定要留下使用过的痕迹。
大家都知道他喜欢盖章，可大石头上不好盖章，乾隆便找来了大臣们一起在石头上题字。
本就百孔千疮的“败家石”更是“伤痕累累”，不仅有乾隆亲题的《青芝岫》七言绝句，更有数位大臣题字。
题字写诗还不过瘾，乾隆干脆写了一篇近四百字的“小作文”刻在了巨石的身上。
“知者乐兮仁者寿，皇山洞庭夫何有？ ”足以看出乾隆对这块石头的喜爱了。
从此以后，这块石头名声大振，直到今天依旧坐落在颐和园中，被来往的游客欣赏着。
只不过提起它时，人们还是喜欢称呼它的旧名——“败家石”。
要说起这块石头是如何“败家”的，还要从明朝的米万钟说起。
明朝米万钟，以收藏欣赏石头为乐，自家后花园里摆放了很多形态各异的石头。
为了收集石头，他踏遍了北京高山低谷，修建了三座园林专门陈列石头。
他自封“友石居士”，外界对他的称呼就没这么好听了，叫他“石痴”。
传说中，米万钟在房山相中了两块巨石，其中一块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败家石”。
他相中之后，便想把这两块石头拉回自家的后院。
如何拉回家成了一个难题，何况路程有七十多公里。
一块“败家石”就有二十多吨，古代没有起重设备，只能靠人力去拉。
米万钟对这两块石头如痴如醉，为了请石出山，他不惜花重金聘请了上百号劳动力。
爱石容易，请石难——光是把这两块石头抬起来放到简陋的移动设备上，就花了整整七天。
石头太沉了，放到简陋的木板车上后，数十名工人喊着号子一起拉，石头纹丝不动。
米万钟百思不得其解，这时有人想出了一个点子：
“修紫禁城的时候会泼水冻路，在冰面上拉的话摩擦力会小一些。 ”
米万钟高兴地直呼：“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秦始皇修筑长城也是类似的方法！ ”
如何制造一条回家的冰道呢？米万钟又陷入了思考。
最后，米万钟想出了一个“劳命伤财”的办法。
从房山到北京的宅子修出一条冰道，并沿途打井，等冬天泼水冻路，便有了一条冰道。
此工程堪称浩大，不仅要雇人修路，还要钻井打水，确实“败家”！
爱石如命的米万钟，视金钱为身外之物，只要将心爱的石头搬回家，他宁愿花这笔“冤枉钱”。
到了冬天，米万钟的项目完工了。
万事俱备，石头就这样踏上了回家的路。
只可惜石头运到一半，米万钟在官场上发展不利，竟然丢了乌纱帽。
本就为了这块石头几乎花光了积蓄，这下可好，工作丢了没有收入来源，“石头项目”只能运到一半“停摆”了。
无奈之下，米万钟只好来到了石头运输中断的地方——良乡。
他抚摸着心爱之石，想着再也没有机会能见他们了，不禁泪水涟涟。
这时，米万钟似乎“感动”了老天，本是晴空万里的天气竟然下起了雨。
米万钟第一反应不是找地方躲雨，而是一边惊呼着一边找来防雨的油纸给石头盖上，生怕石头淋雨。
他的行为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可以看出他是真正的“石痴”！
后来，米万钟见运石无望，便用最后的一点积蓄，请人修了一个简陋的草棚，给石头遮风挡雨。
这件事传开了以后，大家不仅没有同情米万钟的遭遇，还嘲笑他是个“石疯子”。
丢掉工作、失去收入的原因，被大家所淡忘，石头是不祥之物的“玄学”说法广为流传，成为村民茶余饭后的笑料。
米万钟的好友，甚至用大石的口吻写了一篇文章《戏代石报书》，令人忍俊不禁，米万钟给大石头“回信”，作了《答石见报书》。
这两块石头在良乡孤零零地呆了一百多年，直到乾隆“一见钟情”，不顾众人反对，执意运回颐和园。
事实上，乾隆跟历史上许多喜爱石头的古人一样，只是政务繁忙之时“解压”的爱好，可米万钟是有些走火入魔的。
玩石，大多人只喜欢固定的一个种类，比如现如今，有人喜欢玉、有人喜欢玛瑙。
古人也是如此，白居易喜欢太湖石，阮元喜欢大理石。
而米万钟可以说是石头的“祖宗”了，他不仅什么都玩，而且精通。
比如说雨花石，米万钟担任官职时，经常打着“出差”的幌子去山间找石头。
不仅自己挖，还鼓励村民挖、他来收购，逐渐产生了一条稳定的“产业链”。
后来，有一位女石友人声称只要听雨花石轻轻摩擦的声音，便能推断出哪块石头更漂亮。
两个“石痴”一见如故，后来二人便结婚了。
石头也能“牵线搭桥”！
不仅要玩石、赏石，米万钟还请当时著名的画家给爱石画“写真”。
最有名的要数《十面灵璧图》了。
这块灵璧石“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角度都有其美妙之处。
作者在这幅画中展现了十个角度下的景象，风格竟大不相同。
1989年，这幅《十面灵璧图》在纽约苏富比的拍卖中，曾经创下了120多万美元的纪录，打破了此前中国古代绘画拍卖的最高纪录。
2018年，这幅画被洛杉矶郡立博物馆展出。
有人曾戏说乾隆三大爱好：收藏、盖章、下江南。
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偏颇了，可乾隆爱收藏却是事实，他的这些爱好还要从“原生家庭”和历史背景说起。
乾隆时期，疆土统一、国力强盛，百姓安居乐业。
在相对安定的环境条件下，乾隆自然有时间、有闲心去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
除了喜欢赏石，乾隆还喜欢写诗、学画、收藏古玩，使他除了皇帝的角色外多了些许文人的习气。
“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来，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 ”乾隆曾对于自己的“书生文人”身份也“盖章”认证。
乾隆的收藏不管是从品类还是数量，都很丰富繁多。
历代皇帝喜欢靠着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收集奇珍异宝，什么值钱收藏什么，可乾隆的收藏可以说是皇帝中的“奇葩”。
不仅有青铜礼器、书画、瓷器，还有古书、古画、瓷器。
可以说乾隆的收藏品，在当时可能并不是按照金钱的价值来收藏的，只是按照自己“文人墨客”的身份收藏一些心爱之物，如此看来乾隆确实是一介文人。
除此之外，皇帝的收藏是有特殊的政治意义的。
颐和园排云殿摆放着十二生肖石，有传言这些石头是为了讨好慈禧而搬来的。
这些十二生肖不是按照原本的顺序，而是按照《周易》中的说法，把慈禧的属相摆了一个“阵”，有利于她的“职业生涯”。
还有一种说法是，十二生肖石代表全国上下的老百姓，象征着全国对慈禧“俯首称臣”。
虽说这些说法并无科学依据，但也可以看出古代的皇亲国戚是有些“封建迷信”的。
园林收藏不仅是造型与欣赏的需要，更是巩固皇权的一种象征。
俗话说“玩物丧志”，乾隆也深知“玩物怠政”的道理。
乾隆曾告诫子孙，君主在位要一心为民，日理万机之余可以发展一些小爱好解压，切不可玩物误国。
嘉庆皇帝就曾对此告诫有所回应“谨守续编序言……怡情尚不可过。”
现如今，“败家石”上乾隆的御笔依稀可见。
“青”字已在时间的流逝中剥落，“芝岫”二字还很清晰。
乾隆题的诗也残留在石头上。
俗话说，“玩物丧志”。
如果一项爱好，能使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起到解压的作用，便是有益；
如果只是为了取乐而散尽钱财甚至家破人亡，那就大可不必了。
参考文献：
乾隆收藏是对古书画的大整合_周懿天下第一败家石友_吴雨洁石观百年——颐和园赏石概述_秦容哥浅析中国皇家园林中的赏石文化——以北京颐和园为例_魏广龙“败家石”、谢园、房山石经与《石头记》_罗炤指间风雅——乾隆御用玉扳指的制作、收藏与赏赐_郭福祥乾隆皇帝的文化世界与颐和园的收藏_姚安乾隆帝文化修养及个性与大兴收藏之关系研究_刘迪清乾隆 和田玉籽料 白玉 甲子万年 十二生肖 钱形壁 挂件玉佩 直径5.5厚0.7厘米 重46.1克 此钱形璧为和田玉质，取材古钱造型，外圆内方，两面钱廓与穿孔四周阶起宽唇，钱面复以压地隐起技法，浅浮雕上下左右对读的“甲子万年”四字，流转自如，予人行云流水的法书气韵。钱背穿孔四周浅浮雕两两相迭压的星芒状八朵如意云肩纹，如意云肩纹四朵成组相互辉映，有“事事如意”的吉祥寓意。星芒如意纹之外，则围绕一圈由子鼠到亥猪且首尾鱼贯排列的十二生肖。十二生肖所代表的地支，是古代历法干支纪年的组成部分，故钱背十二生肖的图样表征，正是钱面“甲子万年”的意象衍生。此件白玉“甲子万年”钱形璧是古代铜质花钱的衍生品，而借玉质彰显不同品味。除此之外，“甲子万年”也是清代宫廷器物中常见的装饰创作题材。
◆衔物鼠 西汉中期茂陵博物馆藏
作者：小 田
文物中的鼠之形象
其貌不扬的鼠究竟如何成为十二生肖之首，至今仍是童话故事中经久不衰的题材之一。尽管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无益处，也缺乏神气的外表和强大的力量，鼠依然牢牢稳坐十二元辰之首的位置。而农历鼠年的到来，也正标志着又一个十二年轮回的开始。
作为人类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动物之一，鼠在各类文物中出现的频率却远不如十二生肖中位居其后的其他弟兄们：它既不像龙那样代表着皇家天威，也不如牛马等六畜与人关系亲密，相反还常常偷吃粮食，暗啮栋梁，出场机会自然寥寥。但如果对包含鼠之形象的文物稍作探究，我们就会发现这小小的生灵并不完全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它有时与其他生肖共同组成镇墓的生肖俑，共同守护墓主人身后的平安，有时则与葡萄、瓜果、油灯等图案组成子嗣繁荣、人丁兴旺的美好象征。认识文物中的老鼠形象，亦是一次了解民间信仰和传统艺术的过程；鼠年话鼠，让我们共同走近鼠在古人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中的百变形象。
【独占鳌头：十二支神排位之首】
考察带有鼠之形象的文物，最常见的就是与其他11个生肖共同出现的组合了。至晚在先秦时代，十二生肖与地支的配属就已逐渐形成，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均有关于十二生肖的记载，但对应的动物尚未完全定型。文献中最早系统记载十二生肖的记录则可追溯到东汉王充的《论衡》，其中已基本明确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的对应关系。
自南北朝起，人们开始用生肖属相来指代人的出生年。久而久之，生肖开始在道教的影响下神格化为具有守护作用的支神，柳宗元的《永某氏之鼠》就提到 “……己生岁值子，鼠，子神也，因爱鼠。”由于十二生肖被认为可以分值一年四季十二月和一天早晚十二辰，时时刻刻轮流守护众生，人们普遍开始将它们的形象做成陶、石乃至金属质的俑，以发挥压胜辟邪的功能，希冀于它们的力量能够在墓中护佑逝者在另一世界的祥和平安。十二生肖俑在墓葬中一般有严格的排列顺序，按子南午北顺时针方向布置，以鼠为始，分布于墓室四角。有时，生肖的形象也会和“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共同出现，环绕于墓室周壁，抽象地表现出某种循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感（如山西太原王郭村娄睿墓、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生肖俑实例出土于山东临淄北魏崔氏墓群10号墓，共出土灰陶生肖俑五件，分别为虎、蛇、马、猴、狗，另有一生肖形象已佚失的龛台。自隋以降，十二生肖俑开始多见，且形象逐渐演变为身着宽袍，呈现坐姿的兽首人身像，以两湖四川一代尤为多见。湖南湘阴隋墓、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湖南岳阳桃花山唐墓、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武汉东湖岳家嘴隋墓、四川万县唐墓等墓葬中，均出土有成组的、完整的十二生肖坐姿俑。高宗、武则天时期，两京地区开始出现站姿的兽首人身生肖俑，此后逐渐流行并传播至全国，成为唐代最为常见的生肖俑样式。陕西西安唐开元二十八年杨思勖墓、唐天宝三年史思礼墓、唐天宝四年韩森寨墓等墓葬中均出土有着交领宽袖大袍，立于圆台之上的站姿生肖俑形象。
宋代之后，十二生肖俑作为随葬品或寺观中的雕塑仍然常见，但其形象出现了一些新的变体，动物的特征部分开始大幅缩小，以次要的地位出现在人像的头冠或其他不同位置作为点缀，原先动物拟人的感觉已大为减弱，或者不如说支神的形象已进一步人格化。山西晋城府城村玉皇庙存有一组精彩的元朝二十八星宿雕塑，其比例与真人相仿，人物表情栩栩如生。其中虚日鼠一宿（北方玄武七宿之第四宿）被塑造成一位年轻女性的形象，她长发后梳，眉眼明秀端庄，唯有右手上捧持着的一个小老鼠，提醒着人们其与“鼠”的关系。
另一类常见的十二生肖文物便是伴随人们日常生活起居的铜镜。在隋唐乃至之后的铜镜上，十二生肖的身影也绝不鲜见。十二生肖纹铜镜背后的外圈图案通常呈十二格排列，每格中各存一个生肖纹样。它们也常常和内圈的四神纹样共同出现，构成某种对时间和空间的图像化的反映。
明清时，有一类表现十二生肖的小型圆雕玉器非常流行，十二生肖往往身着交领宽袍，各手持具有不同象征意义的物件，其中鼠的角色常被表现为手持书卷的样子，似乎存在某种造型上的惯例，许与道教的影响有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多套此类“玉十二肖”，多以上等的羊脂白玉或青玉制成，放置于十二边形的紫檀木盒内。十二生肖围成一圈，守护着中央象征大清王朝的另一方形玉盒，造型玲珑生巧，精致有趣。其中鼠的形象略带耸肩，双耳翘起，显得颇为机警，与其他生肖形象不类，显示出工匠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要说最为人们所知的十二生肖文物，也许要数圆明园中的十二兽首了。它们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喷泉边十二兽首人身生肖铜像的头部，铜像由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设计，每隔两小时会分别喷水进行报时，可谓巧夺天工，蔚为奇观。英法联军侵略圆明园时将十二兽首掠走，此后它们便流落四方。2013年，鼠首和兔首由法国皮诺家族无偿捐赠中国，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鼠首小眼圆睁，双耳上翘，须毛历历可辨，造型极为生动写实。除了精湛的铸造技术与生动的形象表现外，这组生肖兽首业已成为某种民族情感的寄托与历史的象征。
【瑞鼠吐宝：佛教中的财富之源】
作为一种人们身边常见的生物，老鼠昼伏夜出的习性、强大的繁衍能力和机敏迅捷的动作让人既烦恼又敬畏。因为鼠的种种特性，古人开始相信“玉衡星散而为鼠”“百岁鼠化为神”，认为这小小的动物身上，或许具备着某种神性。在佛本生故事中，菩萨曾投胎为老鼠，率领几百只老鼠住在森林中。而在一些少数民族神话中，老鼠还被认为是打破天地混沌的英雄。例如彝族神话就认为，人类起源于葫芦，而正是鼠在密封的葫芦上咬开一个洞，才让人类得以出世。当然也有一些反面例子，比如《西游记》中大家都很熟悉的金鼻白毛老鼠精，因曾在灵山偷食了如来佛祖的香花宝烛而成精，倒也符合老鼠偷油的本性。
鼠年将至，故宫太和门广场上出现了两只可爱的“吐宝鼠”，它们口衔圆圆的摩尼宝珠，似乎正向观众献宝，憨态可掬的样子吸引了不少目光。在藏传佛教中，这种吐宝鼠正被视为吉祥和财富的象征。其实吐宝鼠算不上是真正的老鼠，而是一种鼠鼬。它往往居于布禄金刚或毗沙门天王等掌管财富的神明的左手，能够在神明授意之下源源不断地倾吐财宝，象征着慷慨、施欲、财宝和成就。在印度，鼠鼬很早就被作为财富的象征，如象头财神迦尼什就常脚踩鼠鼬；《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圣善寺善无畏传》中也记载：畏复至乌苌国，有白鼠驯绕，日献金钱。这都说明鼠（或类鼠的鼠鼬）和财富在古印度就已经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这种信仰可能也受到了中亚习俗的影响，人们往往用鼠鼬皮制作线包或珠宝袋，从鼠鼬口中倒出硬币、宝石或子安贝壳。印度和中亚的鼠鼬常被错认为獴，而獴是蛇的天敌，正如吐宝鼠是那些固守财富的龙（蛇）的敌人一样；其中也许存在着某种联想的关系，才让这种动物被选为了吐宝的吉祥物，财富的代言人。茂陵博物馆藏有一件西汉中期的铜衔物鼠，前不久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中展出，那其实便应是一只正在吐宝的吐宝鼠。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代彩绘泥塑财宝天王像，财宝天王身穿铠甲坐于狮子背上，显得威风凛凛。他左手握一尾巴高翘的吐宝鼠，莲台上堆积有吐宝鼠吐出的宝珠。财宝天王即多闻天王，“多闻”的梵文音译“毗沙门”，故也称毗沙门天王。唐代《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君护法仪轨》中记述：天宝元年（742年），安西城被蕃军围困，毗沙门天王于城北门楼上出现，大放光明。并有金鼠咬断敌军弓弦，蕃军大溃。玄宗大悦，令诸道州府于城楼西北隅置天王像供养。从此唐朝军队皆以多闻天王形象绘制旗帜，号曰“天王旗”（李商隐《韩碑》诗：“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澹天王旗”）。
当毗沙门以法王身份出现时，经常会带领成群的部属将领，例如成组的五姓财神。上海博物馆正在展出的鼠年迎春特展中，正有一尊铜鎏金持鼠黄财神像。黄财神也称黄布禄金刚，被奉为绿、白、红、黄、黑五姓财神之首。他同样左手持一吐宝鼠，与财宝天王主要的区别在于黄财神袒胸露腹不着战袍，并且没有狮子坐骑。这尊黄财神像头戴宝冠，披帛飘动，雍容华贵。从尊像风格来看，这尊黄财神很有可能出自北京。清宫当中收藏有大量宗教文物，其中藏传佛教文物占百分之90以上；在不少色彩鲜艳的唐卡中，你都可以发现对布禄金刚的描绘，当然也少不了他手中那只灵巧的神兽吐宝鼠。
【添子添福：书画中的吉祥之征】
明代以前，中国书画中几乎找不到鼠的形象，因其既乏文人风雅之趣，更难入宫廷画家之眼。直到明宣宗时期，民间象征“多子”的、与鼠有关的图案组合才开始出现在了书画作品中，宣宗皇帝本人就创作过多幅以鼠为主要题材的画作。
明宣宗名朱瞻基，为明仁宗长子，明成祖朱棣之孙。他和仁宗在位期间，明朝社会相对稳定，民生繁荣，百业兴旺，史有“仁宣之治”的说法。宣宗皇帝雅擅书画，据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载，他“游戏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指宋徽宗）争胜。”明韩昂《图绘宝鉴续篇》称其“万几之暇，留神词翰，于图画之作，随意所至，尤极精妙。”足见其绘画水平不凡。他有多幅表现动物题材的画作流传下来，应是一位擅长描摹动物的花鸟画高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传为明宣宗所绘《三鼠图》一卷，该卷共由三幅画作组成，分别为《苦瓜鼠图》《菖蒲鼠荔图》和《食荔图》，三幅分绘三鼠，各具生动之姿，显得尤为灵动可爱。三幅的风格和样式各有不同：《苦瓜鼠图》为纸本墨笔，绘一鼠攀附石上，正警觉地翘头侧望，看向上方藤上结出的三只苦瓜。此画风格逸笔草草，颇具写意花鸟之趣。石下兰草与左侧修竹潇洒爽利，苦瓜与藤蔓湿笔点染，随风披拂，小鼠以淡墨皴擦表现其皮毛，绒绒质地似乎触手可感。瓜与鼠的结合在民间极为常见，因瓜喻“多子”（多籽），鼠在地支中亦称“子”，故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画上有作者自识：“宣德丁未，御笔戏写”，推知此画作于宣德二年（1427年）。时年宣宗喜得一子（即后来的明英宗朱祁镇），此画或表对此事的祈祝或庆贺。另两幅《食荔鼠》团扇与《鼠石荔图》册页均为绢本设色，据故宫博物院余辉先生考证，应均非宣宗亲笔。《食荔鼠》以细腻工笔，独具匠心地将白鼠红荔绘于瓷青纸上，近乎漆黑的底色似是老鼠于夜幕中潜伏偷食，色彩对比鲜明，颇见创意。梁沈约《宋本·符瑞志》、梁萧子显《南齐书·祥瑞志》、宋苏轼《东坡志林》等书中均有将白鼠视为祥瑞、甚至龙之化身的记载。晋葛洪《抱朴子·对俗》云：“鼠寿三百岁，满百岁则色白。”则白鼠还可被视为某种长寿之征。“荔”与“利”谐音，显然具有祈求财源广进的吉利色彩。民间也常将鼠与白菜组合表现，“白菜”谐音“百财”，与鼠荔的组合一样带有添丁聚财、人财两旺之意。
有意思的是，明宣宗不但爱画鼠，也爱画猫。他赐予重臣杨士奇的画作《壶中富贵图轴》上，杨士奇的长跋透露出猫鼠之画中蕴含的喻义：“君臣一德，上下相孚，朝无相鼠之刺，野无硕鼠之呼，则斯猫也。”相鼠、硕鼠皆典出《诗经》，杨士奇领会到了明宣宗似乎在通过猫鼠之道隐晦地传达他的告诫：在君与臣、臣与民的相互关系中，管理者有德无私则正似狸猫震慑宵小，失德则不仅会放任群鼠横行，而自身何尝不将化为硕鼠。鼠的形象在画中虽未直接出现，但它与猫构成的关系显然在此承担着更为深远的含义。
明代花鸟画家孙隆曾于宣德朝任翰林待诏，《明画录》记载，孙隆“画花鸟草虫，全以彩色渲染，得徐崇嗣、赵昌没骨法，饶有生趣。”他的没骨画法很有可能对宣宗产生过影响。吉林省博物馆所藏孙隆《花鸟草虫图卷》卷中有一段绘窥瓜之鼠，技法与宣宗《瓜鼠图》颇为类似，野逸脱俗，深得生动之趣。
清代以降，以鼠为题材的小品更趋多见，属鼠的齐白石就极爱画鼠。在他的笔下，鼠与油灯常常组合在一起，“灯”谐音“丁”，“鼠”谐音“储”，依旧不离人丁兴旺、富贵生财的吉祥主题。所谓“仓鼠有余粮”，唯有仓禀充实，小小老鼠才能够跟着饱腹，故而不少画家也常绘瓜果遍地、群鼠欣然于此间觅食的场景，俨然一派盛世丰年、子庶丰登的图景。丰年之鼠也成为了书画中经常出现的固定题材，以此烘托年景之丰裕，收成之喜人。（小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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